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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84年3月，荷兰乘着中法战争的爆发，对兰芳公司进行了“最后”的一次威逼，想要完全将婆罗洲的东南部转变为荷兰王国的殖民地。
他们以为是最后一次，结果却捅了一个马蜂窝。
沙捞越自治邦和兰芳公司结盟，在荷兰出兵攻击兰芳公司不久，沙军也开始出兵，双方在山口洋、坤甸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，最终是荷兰人被迫退出婆罗洲为结果，使得沙捞越自治邦扩大为英属婆罗洲自治联邦。
当然，这件事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并不大，毕竟荷兰的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中法战争的大胜，迫使法国取缔完全最惠国特权后，大清帝国的国际声望明显有了大幅的提升。
1885年7月底，胡楚元返回上海墉园，和美国公使达成协议，美国主动放弃完全最惠国待遇，双方互惠享有部分最惠国待遇。
1885年8月，胡楚元携妻子访问英国，虽然未能说服英国放弃最惠国特权，但就税务自主、中缅边境和中印边境等问题达成初步的协议，并和英美法三国达成协议，将上海、天津、海防租界转变为国际公租界，由中英美法四国各派一名公董委员，并从中外商人和本地代表中抽选三名公董委员，以七人制对国际公租界进行管理。
9月，胡楚元抵达莫斯科，就疆省伊犁问题举行最后的谈判，最终以象征姓的支付六十万清圆为代价，正式收回伊犁。
10月，胡楚元抵达德国柏林，和俾斯麦宰相举行会谈，签订新的《中德互惠贸易协定》。
随后，胡楚元访问比利时、丹麦、荷兰、西班牙、奥匈帝国，陆续签订新的贸易协定，允许各国商人在国际公租界贸易，同时，中方商人也有权在各国拥有上岸贸易权，为国内各家商行绕过洋行和各国贸易扫除了最后的障碍。
胡楚元于1886年春2月返回国内，在他回到上海不久，左宗棠病逝于江宁，胡楚元紧急前往江宁，和左宗棠见了最后一面。
其后，曾国荃调任两江总督，鹿传霖补任山西巡抚兼提督，刘锦堂补任浙江巡抚，湘军主力归入曾国荃麾下，福建人叶祖珪平调至南海舰队任提督，广东人叶富升任东海舰队提督。
这一阶段，朝廷在人事安排上还是一如既往的采用异地分治，各系平衡的策略，中国在整体的经济和政治上也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。
1886年4月，胡楚元对生丝出口价进行微调，上浮7%，算是暂时放过了曰本一马，也给自己一段特别宁静的时间。
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继续加强了对中国茶业、麻业、瓷器产业的整顿，投资规模逐步达到一亿清圆，先后修建了南昌经景德镇、祁门县、徽州、湖州至杭州、宁波的南宁铁路，以及政和县至福鼎县，德化县经永春县、安溪县至泉州，以及沙县至福州的铁路。
通过和荣禄的协调商谈，他开始投资武昌至南宁铁路，并由徐润的两广商行投资兴办南宁至广州的铁路。
随着铁路网的完善，以及各地港口设施的完善，包括江南商行出资四百余万清圆疏通长江航道和闽江航道，中国茶叶在欧洲的到岸价已经和印度茶叶大致相当。
在此基础上，胡楚元开始通过私下贴补的方式，在英国阻击印度茶叶，并大力开拓美国、德国、法国和西班牙、澳大利亚等市场，同时加大对俄国的茶叶海贸规模。
另一方面，他也通过资本优势，由太古洋行收购印度茶田和锡兰茶田，组建新的大英茶叶公司，控制印度茶叶的本地销售和外销规模，并对其他印度茶叶公司实施挤压战略。
第三，他还是通过控股怡和洋行，在英国控股立顿食品店，投资怡和连锁店等方式，完善渠道销售。
凭借着这一系列的手段，加上中英贸易条约的改进，1886年，中国茶叶的出口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7.3%，在国际茶叶出口市场的份额中重新恢复到90%的地位。
随着浙江越瓷厂、泉州瓷器厂和江南景德镇瓷器厂的陆续开办，中国的瓷器工业也开始出现回暖和复苏，伴随着成本的降低，花样和质量的增加，瓷器在南洋和国内的销售量开始大幅提升，精品外销瓷在美国市场获取了较大的认可和销量。
在麻业、竹业等手工制品行业，传统手工艺品的外销总额也在逐步提升，尤其是江西竹席、麻席和夏麻布在国际上缺乏其他竞争者，也填补了欧美各国的市场空白。
伴随着这种大的经济环境的改善，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回暖。
1886年初，胡楚元放弃在北方的纸钞独营权，并亲自联系各家，联手山西曰升昌票号、万通票号、大德丰票号、山西商行、北洋商行、山东商行合股创办新的北洋银行。
1886年5月，胡楚元前往武昌会见湖广总督荣禄，说服湖广商行、四川商行和多家票号联股兴办中国通商银行。
中信公司在两家银行中持有一定股份，并为他们提供保证金和启动资本，以及所需要的技术。
1886年9月，胡楚元说服醇亲王、礼亲王和肃亲王，并和各地封疆大吏协调，创办新的大清银局，设立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云南、武汉、成都、西安、福州八家分局，归各地总督辖管。
自此，中国金融完成了金融体制的第一步改革，完全从银铜混合本位转变为银本位，在上海设立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贵金属交易所，在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福州设立期货交易所。
1886年12月，同样是在胡楚元的劝说下，江南六省（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台湾）首先停收各地厘金杂税。
1887年4月，两广、山东、湖广陆续取消厘金杂税，在胡楚元的暗中艹控下，清政斧被迫在全国将行商税和坐商税统一，不再收取行商税，只在商铺征收商税，并将商税额度提升至十三抽一，以弥补行商税的减免。
1887年，随着各地金融市场的统一，清朝廷全年征收印钞税达2475万清圆，各商行上缴利税达5192万清圆。
不管清朝廷怎么想，胡楚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，而在他的影响下，中国经济确实开始恢复，有着向康乾盛世发展的趋势。
同样，随着胡楚元以农为本的务实派的扩展，曾国荃、梅启照、刘坤一、谭钟麟、荣禄、鹿传霖、张之洞等人都是务实派系的封疆大吏，江南六省、湖广、两广、山东、四川、云贵、直隶、山西对农业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大，绝大多数的资金也都来源于中信系。
虽然钱是各位总督拆借的，可账都得算在清政斧的头上，至1887年底，清政斧对中信银行的实际借款总额达到4.3亿清圆，平均贷款利息为11.4%。
胡楚元也不发行国债和银行债券，而是继续使用存票法，发行固定利息为7%的五年期存票，仅仅是依靠中间的差价，他每年都净赚1892万清圆。
另一方面，即便是减免了全国的厘金杂税，清政斧在1887年的财政总收入也达到1.94亿清圆，各省封疆大吏从中拿取的比例约在三成半左右，基本能够保持各省的军饷和洋务支出。
这些账，清朝廷自己会算，不管是醇亲王、礼亲王还是肃亲王，大家对胡楚元都是特别依赖的，而胡楚元也基本成了封疆大吏和满人中央政权，以及欧洲列强和清朝廷之间的沟通桥梁。
此时的清朝廷还不至于像最后阶段那段疯癫，他们很清楚，只要胡楚元无心造反，只想赚钱，对朝廷也有大用，能够帮朝廷赚钱，能帮清朝恢复到康乾盛世，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至少在他们看来……胡楚元手里只有一个用于保护自己的福字营，想造反也没有兵权啊。
胡楚元也和肃亲王私底下交了个底，若是哪天，朝廷容不下他了，他就和妻子一起前往美国，他在旧金山海湾一带买了数十万亩的田地，正在建设一个最奢华的庄园。
他在美国有数亿美金的资产，也能算是美国排名前三号的富翁。
清朝不留他，自有留他处，他也犯不着死活都得赖在国内。
他犯不着啊。
既然是这样，清朝廷也罢，慈禧也好，索姓就将他当作赫德那样的人来用，只要他能把朝廷户部的仓库填满白银，关键时刻能帮清朝廷和洋人斡旋，他就是最有用的人。
当然，慈禧不急着动手，醇亲王、礼亲王不急着动手，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……他们头上都悬挂着一颗即将引爆的炸弹，也可能不引爆——再过两三年，慈禧就得归政还朝，可看慈禧的样子，十之八九是不会还的。
这个时候，手里握着大笔钞票的胡楚元反而成了双方争夺的重点，即便不争相示好，也不能把他给逼急了，万一逼到全然倒向另一方，事情也就不好收拾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胡楚元不仅有钱，还有洋人的支持，更是湘赣滇三系的财库大管家。
这个账，慈禧会算，醇亲王也会算。
胡楚元自己也会把握一种分寸，他没有狂妄的完全拿下中国金融业的所有发钞权，而是刻意制造了北洋银行、南洋银行、中国通商银行、长江银行、晋商银行、徽商银行等多家发钞行。
双方就此找到了一种平衡，胡楚元赚他的钱，朝廷用他办事。
另外，胡楚元还是非常重要的大捐赠者，他每年大约会向两江、闽浙、两广、湖广、直隶五大总督衙门总计捐银两千余万清圆，用于各位总督在各地兴办义塾、书院、学堂、国学馆、工学馆、农桑学馆。
他每年都会通过户部捐一千万清圆，用于清政斧在山西、河北各地以朝廷的名义赈灾，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。
他每年还会向肃亲王管着的内务府捐银六百万清圆，用于修复清漪园，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捐银数百万清圆，用于在各国举办轮番举办规模宏大的大清帝国展览会。
他都不在乎名声上的事情，反而是很低调，他出钱，别人出名，他出钱，肃亲王讨好。
至于肃亲王、礼亲王、醇亲王，以及各地封疆大吏，三品及以上的官员，不管有没有实权，逢年过节，胡楚元都会送一笔钱，多则几十万清圆，少也肯定是上万清圆。
对于新晋的进士，他都礼钱要送，只要是有点能力的人，基本也能通过他谋一个实缺。
对于身在国外的那些驻外公使、参赞、留学生，胡楚元每年也都会送一笔津贴。
对于湘军、赣军、东海舰队、南海舰队的各级将官，他同样都有钱会送过去，只不过，这些钱送的就要隐蔽的多。即便刘铭传、潘鼎新这样的淮军大佬，胡楚元也会有钱送。
滇军、桂军都有钱，甚至连一些绿营的总兵也能拿到礼钱，各种各样的名目，各种各样的渠道，总之，收的人自己清楚是胡楚元的心意就行了。
捐银加贿赂，胡楚元仅在1887年就为此开支了5578万清圆。
同样，他的生意也在大家的暗中支持下越做越大，产业规模早已扩大到令人乍舌的地步。
（未完待续）